关于调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试点考试时间等事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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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试点考试时间等事宜的通知
关于调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试点考试时间等事宜的通知
教高司函[2005]19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各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部属各高等学校：
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自2004年启动以来，得到了高等学校的大力支持。2005年3月，我部下发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方案（试行）>的通知》（教高厅[2005]1号），公布了试点考试时间。为了使高校教师和学生更充分熟悉和了解新的考试要求和题型，积极稳步推进改革，经研究，决定对原定的试点考试时间等事宜做相应调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原定于2005年12月进行的大学英语四级试点考试调整至2006年6月进行。2006年12月仍按原计划在高等学校全面实施新题型四级考试，时间不变。
二、原定于2006年6月进行的大学英语六级试点考试调整至2006年12月进行。2007年6月仍按原计划在高等学校全面实施的新题型六级考试，时间不变。
三、有关2006年6月四级试点考试和2006年12月六级试点考试的具体要求、参加试点考试高校范围等具体事宜，届时将另行通知。
请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及时将上述精神通知至有关院校。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二○○五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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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股市当前存在的问题之源：股市的制度变迁方式
曾清汉
（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上海，201800）
内容摘要：股市的形成与发展是制度变迁的结果。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原理，制度变迁由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方式，而我国股市的形成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由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局限性以及政府采取工具主义的理念，因此给我国股市留下了诸多隐忧，导致了当前股市的低迷。我们应从制度的深层去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当前的突破口在于国有资本的退出。
关键词：股市；制度变迁；工具主义；国有资本的退出。
我国的股票市场在其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给国人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观念，使我们认识到了市场经济的魅力。整个过程中，市场的参与者有过辉煌和失落，到现在留下的是更多的迷茫，因为现在股市低迷，看不到复苏的迹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从繁荣到萎缩的情况呢？业界指出了股市存在的问题，大致是：股票投资概念正在转换过程中，旧的概念在退出，新的概念尚未形成；股权结构的分裂以及全流通的问题；股市是一个政策市，由于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股民的迷茫；上市公司赢利能力差；上市公司与中介机构的作假行为导致股民信心丧失。应该说这些分析在一定程度上点到了我国股市的软肋。但罗列问题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应该更前进一步，找出应对的办法。笔者认为从股市的制度变迁中方能发现问题的最终根源，并据此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股市是制度变迁的结果
股市作为一项制度安排，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变迁形成的。自市场经济从西方世界发轫以来，共出现过三种主要的融资制度，分别为商业信用融资、银行信用融资和股市融资。①现今这三种信用方式并存。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学说，制度的变迁有诱致性变迁和强制型变迁两种。诱致性变迁是指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制度不均衡，从而引致外在利润的自发性反应，当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有关群体就会设法通过契约的形式发展新的制度，从而推进制度变迁。诱致性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的制度变迁过程。强制型变迁是指新的制度的框架是通过法的形式由国家的管理者先行设定，然后强制性地进行推广，最终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制度安排，它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过程。
通过对英美发达国家和我国在股市制度变迁方式上的比较，我们会发现我国股市在内在机制上的缺憾。
（一） 英美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
英美发达国家的股市是由市场中的民间力量通过制度创新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
股票与股市形成发展于西方的市场经济环境。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原始积累阶段，16世纪的西欧就有了证券交易。当时在里昂、安特卫普已经有了证券交易所，最早在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的是国家债券。此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生产经营方式的出现，使股票、公司债券及不动产抵押债券依次进入有价证券交易的行列。在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英国，300百多年前，初称为“股票经纪人”的商人就已在他们的主要市场——伦敦交易所从事证券市场的一些简单业务。②
市场经济是自治的经济，市场中的经济活动以利润为中心，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当获得利润的渠道在改变或新的利润增长点出现时，作为“经济人”的市场主体就会构建新的市场契约结构，形成新的制度安排。因此，寻求利润的最大化始终是市场经济中制度变迁的最终诱致性因素。16世纪的西欧已开始进入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阶段，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担负的是“守夜人”的角色。正是由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竞争环境才孕育了证券市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靠企业本身的积累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已显乏力，对于一些耗资巨大的项目，仅靠单个企业自身的力量已不能担负，但项目的巨大利润空间却又吸引着众多的企业，因此人们就自然地想到通过聚集多个企业或个人的资本来开发这样的大项目。由于资本的功能在于产生剩余价值，因此，项目的各出资者是一定要得到其相应的剩余价值份额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新的市场契约——股票就此诞生了。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中指出：“股票，如果没有欺诈，它们就是对一个股份公司拥有的实际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和索取每年由此生出的剩余价值的凭证。”正是因为股票和股市产生的诱致性因素——筹资功能和投资功能以及配置资源的高效性，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相应地从自发到自觉地发展这种市场创新，最终形成一种不可或缺的融资方式。这一过程充分展示了市场经济的魅力，它为市场中的交易主体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和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市场中的主体总会寻找到利润的增长点和实现利润的机制——即为实现利润而必须的管理系统。股票和股市就是这样的系统。政府要做的仅仅在于关注市场交易行为的公平与公正，其它的事情就让市场来解决。这种精巧的制度安排只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市场孕育、产生和发展，在专制经济条件下，这一伟大创造是决计不会产生的。
股票和股市机制由市场自身孕育发展会产生以下的效果：
（1）人们对股票和股市更有认同感，也深刻地理解这种机制的功能和相关的环境，进而自觉遵守相关的规则。由于这种机制是在市场中孕育并诞生的，因此市场中的相关交易主体具有对这种机制的需求，他们有相对较高的自觉性来维护这种机制的运行，对风险的认识也相对较深并保持着较高的警惕。在探求理论时往往是自觉挖掘，自我教育，自律意识较高。
（2）股票和股市机制具有稳定性、创新性和高效性。由于人们在观念上的认同，人们会自觉地维护机制地稳定性。另外，这种机制是为利润的增长而设计的，并且这种增长是在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中产生的，因此这种机制必然是一种具有创新性和高效性的机制。
（3）政府的干预较少。由于这种机制是由市场中的力量相互作用而形成，政府只是保持审视的眼光。这种机制的形成，只要是不违背公共利益和公正、公平的准则，政府往往是保持默许的态度。当此种机制的正向意义越来越明显，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时，政府也开始从旁观席走到前台，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持。
（4）市场中的交易主体对信用的作用认识深刻，但这种认识往往是经过惨痛教训才得到的。股票和股市完全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如果信用烂掉，这种机制就会顷刻间覆没。市场是一个逐利的场所，有时人们会为攫取暴利而破坏信用体系。英美两国在其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均有信用遭到严重摧残的历史。英国在1720年发生的“南海事件”，使得证券市场中的信用体系严重受损，英政府因此颁布气泡法案，不允许企业自行发行股票，直到1825年，这个法案才被废除。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其股票市场投机极度盛行，终导致“黑色星期一”事件的发生，对股市的信用体系也是一次严重的打击。这两次事件最后的结果都是由政府出面建立相关的制度来防范信用危机，但事件本身也为股民上了生动的一课，使他们认识到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一个经济机制的发展从产生到成熟，必定有一个对其认识的深化过程，中间还可能产生消极的事件。同时证明政府作为市场的“看护人”，如果过于放任自流，监管不到位，放松了对公正、公平和正义原则的监督，就会给市场带来极大的损伤。
（二）我国对股票和股市机制的选择是强制型制度变迁的结果
股票在我国的出现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我国对市场经济尽管还处在理论探讨的阶段，但我们已经在行动上开始了市场经济的建设。党和政府在观念上的转变与政策上的松动使得市场形式在经济领域中开始逐渐发展。由于市场本身具有培育活力的功能以及人们思想的解放，国人中被禁锢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得到迸发。这时，类似于股票的契约形式已开始在市场中出现。如人们以集资入股的形式开办企业，企业间也开始以入股的形式组成新的企业，人们开始私下里转让“股票”。但这时的“股票”机制还很粗糙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股票与债券混同，入股后可以退股，对国有资产低估，变相地把集体资产量化到个人，股息在成本中列支等等。③虽然这时类似于股票的机制在逐渐形成中，但不能说我国的股票机制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恰恰相反，它是强制型制度变迁的结果，因为如果没有执政者观念的转变和允许市场形式的存在，这种机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是不能得到发展的。因此，这种机制不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民间发育起来的，而是先有执政者的制度改变，才有这种机制的出现。虽然存在诸多不足，但市场毕竟开始孕育这一新的机制，如果我们任其自由地发展，可以肯定，这一机制也会如在西方国家一样慢慢发展成熟，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由于经济发展轨道的转轨，这种机制已经开始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展模式。但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等待其慢慢地发展起来，原因在于：
（1）由于此时信息传播技术和途径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国外成熟股市的研究而获得相关的理论并把它用于我国股市的发展，从而加快发展的速度；
（2）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已不允许我们缓慢地发展经济；
（3）建国后几十年的经济积累，使我们拥有规模宏大的存量国有资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逐渐失去国家的直接资金资助，必须通过市场手段获得发展的资金。市场手段主要是银行贷款。但由于当时的银行是属于国有，贷款额度受国家计划控制，企业贷款困难，因此，需要加快资本市场的建设，把存量资产盘活；
（4）当时我国是属于供给不足，资本短缺的经济。同时，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增长较快，而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在比例上却在逐渐下降。因此，应加快资本市场的建设，把居民收入引入投资的渠道，以增加企业发展所需的资本。
但当时股市发展的环境存在欠缺：
（1）市场发育还处在起步阶段，人们在计划经济中形成的观念不能马上转变过来，对市场经济中的新事物认识粗浅，对股票更是知之甚少；
（2）股市发展需要的法制环境基本没有，人们的法律意识淡薄；
（3）股市是由信用支撑起来的，而当时人们对信用的认识还处在模糊状态；
（4）当时的股份公司极少并且公司制度不健全。
所有这些因素严重地制约了股市的发育，如果在短期内全凭市场本身来完善股市发育的环境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市场本身是一个被束缚得很紧的市场，它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
基于上述原因，我国政府在八十年代末开始对股票机制进行规范。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初期，对证券市场的管理以地方监管为主，主要表现为由各地政府和省级人民银行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发布规定和进行管理。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中央政府成立了专门的监管机构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颁布的法律法规也逐渐增多。
事实上我国的证券市场建设到现在用了十多年的时间走了西方国家曾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走过的历程，发展可谓神速，这既得益于西方先进国家的理论和经验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更有赖于政府的强制性推动。因此，通过政府的努力，我国在市场本身还不具备建立较高层次的股市的情况下，以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的形式构建了中国股市的制度框架。尽管市场中存在诱致性因素，但中国股市制度主要是由政府通过拖着市场走的方式而发展起来的，因而强制性因素占主导地位。
二、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股票和股市制度是在市场极不健全的情况下，由政府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而建立的。作为制度仿效者，制度的框架由政府搭建，这种框架是否适应市场的需要决定于制度制定者的主观意识与市场发展实际的契合度。现实中，由于统治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识形态的刚性、官僚主义以及集团利益的冲突，这种框架在盛装市场时往往显得不饱满和不规整。
（一）工具主义色彩浓厚
制度层面的工具主义意指制度的制定者在创设新的制度时关注的是新制度的现时的有效性，把新制度当着实现社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不关注其任何目的和价值意义。其最大特点是：1. 割裂手段和目的的辨证关系；2. 割裂新制度各个功能的辨证统一关系,专注于其中的一两个功能,本末倒置；3.不去分析新制度所需的其他制度环境以及新制度的真实价值所在。我国在社会经济发展上是属于落后之列，如果想赶超先进，工具主义将随时伴随着我们。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原理，路径依赖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常有现象。不管是先进国家还是落后国家，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均有其特有的路径。作为落后国家，其发展路径在效率上相对与先进国家有差距，根据路径依赖原理，如果其发展出的新制度要想和传统的制度相协调，必然要沿着原来的路径发展，而原来的路径却是低效率的。落后国家要想走上高效率的发展路径，其制定的具有高效率功能的新制度必然和原有路径下的旧制度有冲突。而旧的制度体系在社会中已是根深蒂固，要想在短期内大范围地突破它的体系框架显然是不可能的，否则，就会导致大的社会动荡，前苏联就是一个例证。所以落后国家只好有选择地发展新的高效率的制度，即利用新制度的一两个功能，而不全盘吸纳。因此，工具主义将是其不得不采取的方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了全面的经济建设，并且进行市场经济的探索。那时我国处在供给不足、资金短缺的经济现状。企业的市场空间很大，但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很少，缺乏发展所需的资金。由于发行股票是一种不用偿还本金的融资方式，股票持有者是否获得股息还视股份公司的经营效果，在企业看来，这是很好的融资方式；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增多，也有投资的需求。这些因素促成了股市的产生与发展。但当时从政府到民间，均把股市当着筹资的方式，而没有注重其配置资源和投资的功能，没有注重配套制度的建设。结果把众多不具发行股票的国有企业送到了股市中，实行中国特有的股票种类的划分，即把股票分为国有股、法人股和流通股，实行同股不同价的政策。这是典型的工具主义，当市场缺资金时，就利用股市的筹资功能，而不关注股市的配置资源和投资的功能以及与相关制度的协调。虽然如此，但从发展的现实状况来看，我国的股票市场发展非常迅猛，为我国的经济建设筹集了庞大的资金，也培育了规模较大的股市产业，这说明我们采取的策略是对的。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在初期就把相关制度制定完备，原因在于：（1）上层建筑还不能满足股市健康发展的需要；（2）人才缺乏，研究不够；（3）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痼疾太多太深，制度建设的阻力太大；（4）法制建设和信用制度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却不允许在经济发展上停止脚步去等待。由于现实中存在发展经济的紧迫性，因此必须找到发展经济的突破口。当时企业缺乏发展的资金，因此借用股市的筹资功能就成为突破经济发展瓶颈的手段。寻找突破口的过程也是采纳工具主义的过程。
工具主义既是缺陷，也是我国股市发展的动力。
（二）“尾大不掉”制约了股市的发展
我国股市在近十几年的快速发展掩盖不了留在后面的未得到梳理的众多难题，这些难题就象一条沉重的尾巴，拖住了股市前进的步伐。这也是实行工具主义的必然结果，因为工具主义看重一时的效率，寻求的是突破口，把难题暂时搁置，在配套制度的建设上没能跟上，最终这些难题会极大地阻碍效率的发挥，近期股市的低迷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这些难题包括：
1. 股权结构不合理。
在我国股市发展的初期，由于市场中的规模以上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数量少、规模小，因而能够上市发行股票的只有国有企业。在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担心国有资产的流失，人为地把股份划分为国有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国有股占控股地位，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并且实行同股不同价，国有股的发行股价远低于社会公众股的发行股价，但各股却在分享股息时具有相同的权利，这完全违背了同股同价和同股同权的原则。由于国有股占控股地位，控制了公司的决策权和管理权，企业的管理者成了国有股东的代言人。而国家对国企管理者的工作成果的评价标准是规模的大小，而不是赢利能力的高低，这就刺激管理者好大喜功，不断增发股票，敛集资金，导致企业赢利能力低下，流通股价不断下挫，流通股股东利益受损。同时，由于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缺位，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公司治理效果差。
2. 股市中行政化趋势严重。
中国具有几千年的专制传统，专制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扎根很深，因此，政府的威严对大众来说是天经地义的甚至是神圣的，对政府行为的置疑和监督就变得很苍白。在民间，公民缺少自治的理念，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麻烦事时，最先想到的是找政府解决，而不去考虑通过民间形式加以解决。殊不知，当我们把权利让度给政府时，经过转化就变成了具有强制力的政府权力，权力具有扩张的本性，让度得越多，回报民众的就是更多的约束自由的政府权力，把原有的自由空间变成了僵硬的磐石。因此，在我国的股市中，行业协会没能担起自律的职责，几乎事事都由证监会包办，甚至实行会员制的证券交易所的高管人员都由证监会指定，这些高管人员还被纳入行政编制，属于公务员，而各个会员的权利变得虚无。同时，由于我国股市是强制型制度变迁的结果，制度框架由政府搭建，这些制度既起到规范作用，也起到教育民众的作用，因为我国市场不健全，股市对大众来说完全是新事物，很多知识都是从政府的法规中学到的。这样一来，政府在股市中的威信更是无以言说。
行政介入得太多，其结果就是抑制了市场创新。“┈┈对于创新,中国的法律仍然为之套着未经批准则为违法的紧箍咒。对于新事物，一旦出事，便予以简单的封杀。”④其实，法律不禁止的领域就是市场中各交易主体活动的领域，这已是我国《行政处罚法》的基本原则。但在现实中，这一原则常被忽视。
公安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
（第３５号）
修改后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已经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０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公安部部长 贾春旺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四日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０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４日第３５号公安部令发布施行）
目录
第一章 任务和基本原则
第二章 管辖
第三章 回避
第四章 律师参与刑事诉讼
第五章 证据
第六章 强制措施
第一节 拘传
第二节 取保候审
第三节 监视居住
第四节 拘留
第五节 逮捕
第六节 羁押期限
第七节 其他规定
第七章 羁押
第八章 立案、破案、销案
第一节 受案
第二节 立案
第三节 破案、销案
第九章 侦查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讯问犯罪嫌疑人
第三节 询问证人、被害人
第四节 勘验、检查
第五节 搜查
第六节 扣押物证、书证
第七节 查询、冻结存款、汇款
第八节 鉴定
第九节 辨认
第十节 通缉
第十一节 侦查终结
第十二节 补充侦查
第十章 执行刑罚
第一节 罪犯的交付
第二节 减刑、假释
第三节 对罪犯的监督、考察
第四节 对又犯新罪罪犯的处理
第十一章 办案协作
第十二章 外国人犯罪案件的办理
第十三章 刑事司法协助和警务合作
第十四章 附则
第一章 任务和基本原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保证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正确履行职权，统一办案程序，确保办案质量，提高办案效率，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第三条 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基本职权，是依照法律对刑事案件立案、侦查、预审；决定、执行强制措施；对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不予立案，已经追究的撤销案件；对侦查终结应当起诉的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对不够刑事处罚的犯罪嫌疑人需要行政处理的，依法给予处理；对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罪犯，代为执行刑罚；执行管制、拘役、剥夺政治权利、驱逐出境、暂予监外执行；对假释和判处拘役缓刑、有期徒刑缓刑的罪犯执行监督、考察。
第四条 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
第五条 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第六条 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接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
第七条 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建立和完善办案责任制度、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等内部监督制度。
在刑事诉讼中，上级公安机关发现下级公安机关作出的决定或者办理的案件有错误的，有权予以撤销或者变更，也可以指令下级公安机关予以纠正。
下级公安机关对上级公安机关的决定必须执行，如果认为有错误，可以在执行的同时向上级公安机关报告。
第八条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必须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
第九条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
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由专门机构或者专职人员负责，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照顾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第十条 各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依法向同级人民检察院提请逮捕、移送起诉，严格遵守刑事案件办案期限的规定。
第十一条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应当使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讯问。对外公布的诉讼文书，应当使用当地通用的文字。
第十二条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各地区之间应当加强相互协作和配合，严格履行协查、协办职责。
第十三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和公安部签订的双边合作协议，或者按照互惠原则，我国公安机关和外国警察机关可以相互请求刑事司法协助和警务合作。
第二章 管辖
第十四条 按照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案件管辖分工的规定，除贪污贿赂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监管人员殴打、体罚虐待被监管人的犯罪、军人违反职责的犯罪，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批准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以及自诉案件以外，其他刑事案件由公安机关管辖。
对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刑事案件，因证据不足驳回自诉，可以由公安机关受理并移交的，公安机关应当受理。
第十五条 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
第十六条 几个公安机关都有权管辖的刑事案件，由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管辖。必要时，可以由主要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
第十七条 对管辖不明确的刑事案件，可以由有关公安机关协商确定管辖。
对管辖有争议或者情况特殊的刑事案件，可以由共同的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
第十八条 县级公安机关负责侦查发生在本辖区内的刑事案件；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重大涉外犯罪、重大经济犯罪、重大集团犯罪和下级公安机关侦破有困难的重大刑事案件的侦查。
第十九条 公安机关内部对刑事案件的管辖，按照刑事侦查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责分工确定。
第二十条 铁路、交通、民航系统的机关、厂、段、院、校、所、队、工区等单位发生的刑事案件，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工作区域内和列车、轮船、民航飞机内发生的刑事案件，铁路建设施工工地发生的刑事案件，铁路沿线、水运航线发生的盗窃或者破坏铁路、水运、通讯、电力线路和其他重要设施的刑事案件，以及内部职工在铁路、交通线上执行任务中发生的案件，分别由发案地铁路、交通、民航公安机关管辖。
林业系统的公安机关负责其辖区内的盗伐、滥伐林木、危害陆生野生动物和珍稀植物等刑事案件的侦查；大面积林区的林业公安机关还负责辖区内其他刑事案件的侦查。未建立专门林业公安机关的，由所在地公安机关管辖。
第二十一条 公安机关侦查的刑事案件涉及人民检察院管辖的案件时，应当将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刑事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涉嫌主罪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由公安机关为主侦查；涉嫌主罪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公安机关予以配合。
第二十二条 公安机关和军队互涉刑事案件的管辖分工如下：
（一）军人在地方作案的，当地公安机关应当及时移交军队保卫部门侦查。
（二）地方人员在军队营区作案的，由军队保卫部门移交公安机关侦查。
（三）军人与地方人员共同在军队营区作案的，以军队保卫部门为主组织侦查，公安机关配合；共同在地方作案的，以公安机关为主组织侦查，军队保卫部门配合。
（四）现役军人入伍前在地方作案，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由公安机关侦查，军队保卫部门配合。
（五）军人退出现役后，发现其在服役期间在军队营区作案，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由军队保卫部门侦查，公安机关配合。
（六）军人退出现役后，在离队途中作案的，以及已经批准入伍尚未与军队办理交接手续的新兵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侦查。
（七）属于地方人武部门管理的民兵武器仓库和军队移交或者出租、出借给地方单位使用的军队营房、营院、仓库、机场、码头，以及军队和地方人员混居的军队宿舍区发生的非侵害军事利益和军人权益的案件，由公安机关侦查，军队保卫部门配合。
（八）军队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的公司、厂矿、宾馆、饭店、影剧院，以及军队和地方合资经营的企业发生的案件，由公安机关侦查，军队保卫部门配合。
办理公安机关和军队互涉的刑事案件，公安机关和有关军队保卫部门应当及时互通情况，加强协作、密切配合；对管辖有争议的案件，应当共同研究协商，必要时可由双方的上级机关协调解决。
本条所称的“军人”，是指现役军人、军队在编职工以及由军队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第二十三条 公安机关和武装警察部队互涉刑事案件的管辖分工依照公安机关和军队互涉刑事案件的管辖分工的原则办理。
列入武装警察部队序列的公安边防、消防、警卫部门，以及武警黄金、交通、水电、森林部队人员的犯罪案件，由公安机关管辖。
第三章 回避
第二十四条 公安机关负责人、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
（二）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
（四）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
第二十五条 公安机关负责人、侦查人员自行提出回避申请的，应当说明回避的理由；口头提出申请的，应当记录在案。
第二十六条 公安机关负责人、侦查人员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人的请客送礼，不得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人。违反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要求公安机关负责人、侦查人员回避，应当提出申请，并说明理由。口头提出申请的，公安机关应当记录在案。
第二十八条 侦查人员的回避，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的回避，由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决定。
第二十九条 公安机关负责人、侦查人员具有应当回避的情形之一，本人没有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没有申请他们回避的，应当由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或者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他们回避。
第三十条 公安机关作出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后，应当告知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驳回申请回避决定书》后五日内向原决定机关申请复议一次。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不服申请复议的，决定机关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三十二条 在侦查过程中，鉴定人、记录人和翻译人员需要回避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
鉴定人、记录人和翻译人员的回避适用本章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 被决定回避的公安机关负责人、侦查人员、鉴定人、记录人和翻译人员，在回避决定作出以前所进行的诉讼活动是否有效，由作出决定的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决定。
第三十四条 在作出回避决定前或者复议期间，公安机关负责人、侦查人员不得停止对案件的侦查。
第四章 律师参与刑事诉讼
第三十五条 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保障律师的执业活动，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依法从事下列业务：
（一）向公安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
（二）会见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的情况；
（三）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
（四）为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
第三十六条 公安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依法进行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并记录在案。
第三十七条 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公安机关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须经公安机关批准。
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是指案情或者案件性质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能因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的有关材料和处理意见需要保守秘密而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
第三十八条 犯罪嫌疑人可以自己聘请律师，其亲属也可以代为聘请。
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请求可以书面提出，也可以口头提出。口头提出的，公安机关应当制作笔录，由犯罪嫌疑人签名（盖章）、捺指印。
第三十九条 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提出聘请律师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将其请求转达办理案件的侦查机关，侦查机关应当及时向其所委托的人员或者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转达该项请求。犯罪嫌疑人仅提出聘请律师的要求，但提不出具体对象的，侦查机关应当及时通知当地律师协会或者司法行政机关为其推荐律师。
第四十条 同案的犯罪嫌疑人不得聘请同一名律师。
第四十一条 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或者其亲属提出聘请律师的，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后的三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并通知犯罪嫌疑人或者其亲属。
第四十二条 公安机关发现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已聘请律师的，应当及时告知所聘请的律师不得参与侦查阶段的诉讼活动，同时通知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仍坚持聘请的，应当经公安机关批准。
第四十三条 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公安机关不应以侦查过程需要保守秘密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
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填写《会见犯罪嫌疑人申请表》，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公安机关不批准会见的，应当向律师说明理由。
第四十四条 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公安机关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对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或者走私犯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五日内安排会见。
第四十五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需要聘请翻译人员的，应当经公安机关准许。
第四十六条 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时，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
第四十七条 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应当查验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介绍信、聘请书、公安机关会见通知和准许翻译人员参加会见的证明。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还应当查验公安机关《批准会见犯罪嫌疑人决定书》。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公安机关应当告知其遵守会见场所的规定。
第四十八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违反法律规定或者会见场所的规定时，在场民警应当制止，必要时，可以决定停止本次会见。
第四十九条 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有违反有关规定行为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制止并通知律师管理部门。
第五章 证据
第五十条 证据是指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证据有下列七种：
（一）物证、书证；
（二）证人证言；
（三）被害人陈述；
（四）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
（五）鉴定结论；
（六）勘验、检查笔录；
（七）视听资料。
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五十一条 公安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或者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第五十二条 公安机关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时，应当告知其必须如实提供证据。
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证据以及获取犯罪证据的技术侦查措施，应当保守秘密。
凡是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的，都必须受法律追究。
第五十三条 公安机关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取实物证据，应当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开具《调取证据通知书》。被调取单位、个人应当在通知书上盖章或者签名，拒绝盖章或者签名的，公安机关应当注明。
公安机关向有关单位收集、调取的书面证据材料，必须由提供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印章；公安机关向个人收集、调取的书面证据材料，必须由本人确认无误后签名或者盖章。
第五十四条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
对于证人能否辨别是非，能否正确表达，必要时可以进行审查或者鉴别。
第五十五条 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
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五十六条 需要查明的案件事实包括：
（一）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二）立案侦查的犯罪行为是否存在；
（三）立案侦查的犯罪行为是否为犯罪嫌疑人实施；
（四）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目的；
（五）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
（六）犯罪嫌疑人的责任以及与其他同案人的关系；
（七）犯罪嫌疑人有无法定从重、从轻、减轻处罚以及免除处罚的情节；
（八）其他与案件有关的事实。
第五十七条 收集、调取的书证应当是原件。取得原件有困难或者因保密工作需要的，可以是副本或者复制件。
收集、调取的物证应当是原物。原物不便搬运、保存或者依法应当返还被害人的，可以拍摄足以反映原物外形或者内容的照片、录像。
第五十八条 书证的副本、复制件，视听资料的复制件，物证的照片、录像，应当附有关制作过程的文字说明及原件、原物存放处的说明，并由制作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五十九条 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起诉意见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相。故意隐瞒事实真相的，应当追究责任。
第六章 强制措施
第一节 拘传
第六十条 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对需要拘传的犯罪嫌疑人，或者经过传唤没有正当理由不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可以拘传到其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进行讯问。
需要拘传的，应当填写《呈请拘传报告书》，并附有关材料，报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
第六十一条 公安机关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出示《拘传证》，并责令其在《拘传证》上签名（盖章）、捺指印。
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应当责令其在《拘传证》上填写到案时间。讯问结束后，应当由其在《拘传证》上填写讯问结束时间。犯罪嫌疑人拒绝填写的，侦查人员应当在《拘传证》上注明。
第六十二条 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需要对被拘传人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的，应当在拘传期间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对于不批准的，应当立即结束拘传。
第二节 取保候审
第六十三条 公安机关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取保候审：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三）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未满一周岁的婴儿的妇女；
（四）对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证据不符合逮捕条件的；
（五）提请逮捕后，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需要复议、复核的；
（六）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侦查的；
（七）移送起诉后，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需要复议、复核的。
第六十四条 对累犯、犯罪集团的主犯，以自伤、自残办法逃避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暴力犯罪，以及其他严重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不得取保候审。
第六十五条 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申请取保候审的，应当书面提出。公安机关接到申请后应当在七日内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的答复。同意取保候审的，依法办理取保候审手续；不同意取保候审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六十六条 需要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的，应当制作《呈请取保候审报告书》，说明取保候审的理由及采取的保证方式，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并签发《取保候审决定书》。《取保候审决定书》应当向犯罪嫌疑人宣读，由犯罪嫌疑人签名（盖章）、捺指印。
第六十七条 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的，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
对同一犯罪嫌疑人，不得同时责令其提出保证人和交纳保证金。
第六十八条 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既不交纳保证金，又无保证人担保的，可以监视居住。
第六十九条 采取保证人保证的，保证人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并经公安机关审查同意：
（一）与本案无牵连；
（二）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
（三）享有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未受到限制；
（四）有固定的住处和收入。
第七十条 保证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监督被保证人遵守本规定第八十六条的规定；
（二）发现被保证人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违反本规定第八十六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及时向执行取保候审的公安机关报告。
第七十一条 保证人应当填写《保证书》，并在《保证书》上签名或者盖章。被保证人违反应当遵守的规定，保证人未及时报告的，公安机关查证属实后，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签发《对保证人罚款决定书》，对保证人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二条 对保证人的罚款决定，公安机关应当向保证人宣布，并告知其如果对罚款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对保证人罚款决定书》之日起的五日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核一次。
上一级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复核申请书之日起的七日内作出决定。对上级公安机关撤销或者变更罚款决定的，下级公安机关应当执行。
第七十三条 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保证人保证的，如果保证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情况发生变化，不愿继续担保或者丧失担保条件，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重新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
第七十四条 责令犯罪嫌疑人交纳保证金的，应当经过严格审核后，报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
责令犯罪嫌疑人交纳较高数额保证金的，应当经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
第七十五条 保证金的数额应当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犯罪嫌疑人的经济状况、案件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以及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等情况，综合考虑确定。
保证金应当以人民币或者可以在中国金融机构兑换的货币的形式交纳。
第七十六条 保证金由犯罪嫌疑人或者其亲友、法定代理人、单位向公安机关指定的银行专户交纳。
严禁截留、坐支、挪用或者以其他任何形式侵吞保证金。
第七十七条 公安机关在通知犯罪嫌疑人交纳保证金时，应当告知其必须遵守的规定以及违反规定应当承担的后果。
第七十八条 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审期间违反有关规定的，公安机关应当根据其违法行为的情节，决定没收部分或者全部保证金，并且区别情形，责令其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变更为监视居住，或者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予以逮捕。
第七十九条 需要没收保证金的，应当经过严格审核后，报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签发《没收保证金决定书》。
决定没收较高数额保证金的，应当经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
第八十条 没收保证金的决定，公安机关应当在七日以内向犯罪嫌疑人宣读，并责令其在《没收保证金决定书》上签名（盖章）、捺指印；犯罪嫌疑人在逃的，应当向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法定代理人或者单位宣布，并要求其家属、法定代理人或者单位的负责人在《没收保证金决定书》上签名或者盖章。
犯罪嫌疑人或者其家属、法定代理人、单位负责人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没收保证金决定书》上注明。
第八十一条 公安机关向犯罪嫌疑人宣读《没收保证金决定书》的同时，应当告知其对没收保证金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在五日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核一次。
上一级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复核申请书之日起的七日以内作出决定。对上级公安机关撤销或者变更没收保证金决定的，下级公安机关应当执行。
第八十二条 没收犯罪嫌疑人保证金的决定已过复核期限或者经复核后，公安机关应当及时通知指定的银行将没收的保证金，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上缴国库。
第八十三条 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没有违反本规定第八十六条有关规定的，或者具有本规定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在解除取保候审的同时，公安机关应当将保证金如数退还给犯罪嫌疑人。
第八十四条 决定退还保证金的，应当经过严格审核后，报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签发《退还保证金决定书》。
第八十五条 公安机关决定退还犯罪嫌疑人的保证金后，应当在解除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的同时，通知指定的银行将保证金如数退还给犯罪嫌疑人，并由犯罪嫌疑人在《退还保证金决定书》上签名（盖章）、捺指印。
第八十六条 公安机关应当向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宣布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
（二）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三）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
（四）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第八十七条 公安机关决定取保候审的，应当及时通知犯罪嫌疑人居住地派出所执行。
第八十八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的，应当区别情形办理：采取保证人保证的，负责执行的县级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法律文书和有关材料后，核实被取保候审人后，及时指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派出所执行；采取保证金保证的，负责执行的县级公安机关收到法律文书和有关材料后，应当及时通知被取保候审人交纳保证金，并指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派出所执行。
被取保候审人、保证人违反应当遵守的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决定没收保证金或者对保证人罚款，并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原决定取保候审的机关。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作出解除、变更取保候审决定的，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决定书解除取保候审，并退还保证金。
第八十九条 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正当理由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住处，有正当理由需要离开所居住的市、县的，应当报经执行取保候审的县级公安机关批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的，公安机关在作出决定前，应当征得原决定机关同意。
第九十条 执行取保候审的派出所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监督、考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有关规定；
（二）监督保证人履行保证义务；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应当遵守的规定及保证人未履行保证义务的，及时告知决定机关；
（四）取保候审期限届满十日前，通知原决定机关。
第九十一条 执行取保候审的派出所应当责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期报告有关情况并制作笔录。
第九十二条 公安机关在取保候审期间不得中断对案件的侦查，对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根据案情变化，应当及时变更强制措施或者解除取保候审。
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
第九十三条 需要解除取保候审的，由原决定机关制作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通知书，送达执行机关。执行机关应当及时通知被取保候审人、保证人。
第三节 监视居住
第九十四条 公安机关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可以监视居住：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三）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未满一周岁的婴儿的妇女；
（四）对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证据不符合逮捕条件的；
（五）提请逮捕后，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需要复议、复核的；
（六）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侦查的；
（七）移送起诉后，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需要复议、复核的。
第九十五条 对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应当制作《呈请监视居住报告书》，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签发《监视居住决定书》。
第九十六条 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决定监视居住的，应当向犯罪嫌疑人宣读《监视居住决定书》，由犯罪嫌疑人签名（盖章）、捺指印，并通知负责执行的派出所。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在监视居住期间，公安机关根据案情需要，可以暂扣其身份证件、机动车（船）驾驶证件。
第九十七条 公安机关应当向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宣布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曾清汉
（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上海，201800）
内容摘要：股市的形成与发展是制度变迁的结果。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原理，制度变迁由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方式，而我国股市的形成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由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局限性以及政府采取工具主义的理念，因此给我国股市留下了诸多隐忧，导致了当前股市的低迷。我们应从制度的深层去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当前的突破口在于国有资本的退出。
关键词：股市；制度变迁；工具主义；国有资本的退出。
我国的股票市场在其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给国人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观念，使我们认识到了市场经济的魅力。整个过程中，市场的参与者有过辉煌和失落，到现在留下的是更多的迷茫，因为现在股市低迷，看不到复苏的迹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从繁荣到萎缩的情况呢？业界指出了股市存在的问题，大致是：股票投资概念正在转换过程中，旧的概念在退出，新的概念尚未形成；股权结构的分裂以及全流通的问题；股市是一个政策市，由于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股民的迷茫；上市公司赢利能力差；上市公司与中介机构的作假行为导致股民信心丧失。应该说这些分析在一定程度上点到了我国股市的软肋。但罗列问题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应该更前进一步，找出应对的办法。笔者认为从股市的制度变迁中方能发现问题的最终根源，并据此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股市是制度变迁的结果
股市作为一项制度安排，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变迁形成的。自市场经济从西方世界发轫以来，共出现过三种主要的融资制度，分别为商业信用融资、银行信用融资和股市融资。①现今这三种信用方式并存。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学说，制度的变迁有诱致性变迁和强制型变迁两种。诱致性变迁是指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制度不均衡，从而引致外在利润的自发性反应，当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有关群体就会设法通过契约的形式发展新的制度，从而推进制度变迁。诱致性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的制度变迁过程。强制型变迁是指新的制度的框架是通过法的形式由国家的管理者先行设定，然后强制性地进行推广，最终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制度安排，它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过程。
通过对英美发达国家和我国在股市制度变迁方式上的比较，我们会发现我国股市在内在机制上的缺憾。
（一） 英美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
英美发达国家的股市是由市场中的民间力量通过制度创新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
股票与股市形成发展于西方的市场经济环境。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原始积累阶段，16世纪的西欧就有了证券交易。当时在里昂、安特卫普已经有了证券交易所，最早在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的是国家债券。此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生产经营方式的出现，使股票、公司债券及不动产抵押债券依次进入有价证券交易的行列。在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英国，300百多年前，初称为“股票经纪人”的商人就已在他们的主要市场——伦敦交易所从事证券市场的一些简单业务。②
市场经济是自治的经济，市场中的经济活动以利润为中心，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当获得利润的渠道在改变或新的利润增长点出现时，作为“经济人”的市场主体就会构建新的市场契约结构，形成新的制度安排。因此，寻求利润的最大化始终是市场经济中制度变迁的最终诱致性因素。16世纪的西欧已开始进入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阶段，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担负的是“守夜人”的角色。正是由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竞争环境才孕育了证券市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靠企业本身的积累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已显乏力，对于一些耗资巨大的项目，仅靠单个企业自身的力量已不能担负，但项目的巨大利润空间却又吸引着众多的企业，因此人们就自然地想到通过聚集多个企业或个人的资本来开发这样的大项目。由于资本的功能在于产生剩余价值，因此，项目的各出资者是一定要得到其相应的剩余价值份额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新的市场契约——股票就此诞生了。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中指出：“股票，如果没有欺诈，它们就是对一个股份公司拥有的实际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和索取每年由此生出的剩余价值的凭证。”正是因为股票和股市产生的诱致性因素——筹资功能和投资功能以及配置资源的高效性，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相应地从自发到自觉地发展这种市场创新，最终形成一种不可或缺的融资方式。这一过程充分展示了市场经济的魅力，它为市场中的交易主体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和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市场中的主体总会寻找到利润的增长点和实现利润的机制——即为实现利润而必须的管理系统。股票和股市就是这样的系统。政府要做的仅仅在于关注市场交易行为的公平与公正，其它的事情就让市场来解决。这种精巧的制度安排只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市场孕育、产生和发展，在专制经济条件下，这一伟大创造是决计不会产生的。
股票和股市机制由市场自身孕育发展会产生以下的效果：
（1）人们对股票和股市更有认同感，也深刻地理解这种机制的功能和相关的环境，进而自觉遵守相关的规则。由于这种机制是在市场中孕育并诞生的，因此市场中的相关交易主体具有对这种机制的需求，他们有相对较高的自觉性来维护这种机制的运行，对风险的认识也相对较深并保持着较高的警惕。在探求理论时往往是自觉挖掘，自我教育，自律意识较高。
（2）股票和股市机制具有稳定性、创新性和高效性。由于人们在观念上的认同，人们会自觉地维护机制地稳定性。另外，这种机制是为利润的增长而设计的，并且这种增长是在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中产生的，因此这种机制必然是一种具有创新性和高效性的机制。
（3）政府的干预较少。由于这种机制是由市场中的力量相互作用而形成，政府只是保持审视的眼光。这种机制的形成，只要是不违背公共利益和公正、公平的准则，政府往往是保持默许的态度。当此种机制的正向意义越来越明显，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时，政府也开始从旁观席走到前台，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持。
（4）市场中的交易主体对信用的作用认识深刻，但这种认识往往是经过惨痛教训才得到的。股票和股市完全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如果信用烂掉，这种机制就会顷刻间覆没。市场是一个逐利的场所，有时人们会为攫取暴利而破坏信用体系。英美两国在其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均有信用遭到严重摧残的历史。英国在1720年发生的“南海事件”，使得证券市场中的信用体系严重受损，英政府因此颁布气泡法案，不允许企业自行发行股票，直到1825年，这个法案才被废除。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其股票市场投机极度盛行，终导致“黑色星期一”事件的发生，对股市的信用体系也是一次严重的打击。这两次事件最后的结果都是由政府出面建立相关的制度来防范信用危机，但事件本身也为股民上了生动的一课，使他们认识到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一个经济机制的发展从产生到成熟，必定有一个对其认识的深化过程，中间还可能产生消极的事件。同时证明政府作为市场的“看护人”，如果过于放任自流，监管不到位，放松了对公正、公平和正义原则的监督，就会给市场带来极大的损伤。
（二）我国对股票和股市机制的选择是强制型制度变迁的结果
股票在我国的出现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我国对市场经济尽管还处在理论探讨的阶段，但我们已经在行动上开始了市场经济的建设。党和政府在观念上的转变与政策上的松动使得市场形式在经济领域中开始逐渐发展。由于市场本身具有培育活力的功能以及人们思想的解放，国人中被禁锢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得到迸发。这时，类似于股票的契约形式已开始在市场中出现。如人们以集资入股的形式开办企业，企业间也开始以入股的形式组成新的企业，人们开始私下里转让“股票”。但这时的“股票”机制还很粗糙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股票与债券混同，入股后可以退股，对国有资产低估，变相地把集体资产量化到个人，股息在成本中列支等等。③虽然这时类似于股票的机制在逐渐形成中，但不能说我国的股票机制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恰恰相反，它是强制型制度变迁的结果，因为如果没有执政者观念的转变和允许市场形式的存在，这种机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是不能得到发展的。因此，这种机制不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民间发育起来的，而是先有执政者的制度改变，才有这种机制的出现。虽然存在诸多不足，但市场毕竟开始孕育这一新的机制，如果我们任其自由地发展，可以肯定，这一机制也会如在西方国家一样慢慢发展成熟，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由于经济发展轨道的转轨，这种机制已经开始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展模式。但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等待其慢慢地发展起来，原因在于：
（1）由于此时信息传播技术和途径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国外成熟股市的研究而获得相关的理论并把它用于我国股市的发展，从而加快发展的速度；
（2）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已不允许我们缓慢地发展经济；
（3）建国后几十年的经济积累，使我们拥有规模宏大的存量国有资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逐渐失去国家的直接资金资助，必须通过市场手段获得发展的资金。市场手段主要是银行贷款。但由于当时的银行是属于国有，贷款额度受国家计划控制，企业贷款困难，因此，需要加快资本市场的建设，把存量资产盘活；
（4）当时我国是属于供给不足，资本短缺的经济。同时，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增长较快，而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在比例上却在逐渐下降。因此，应加快资本市场的建设，把居民收入引入投资的渠道，以增加企业发展所需的资本。
但当时股市发展的环境存在欠缺：
（1）市场发育还处在起步阶段，人们在计划经济中形成的观念不能马上转变过来，对市场经济中的新事物认识粗浅，对股票更是知之甚少；
（2）股市发展需要的法制环境基本没有，人们的法律意识淡薄；
（3）股市是由信用支撑起来的，而当时人们对信用的认识还处在模糊状态；
（4）当时的股份公司极少并且公司制度不健全。
所有这些因素严重地制约了股市的发育，如果在短期内全凭市场本身来完善股市发育的环境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市场本身是一个被束缚得很紧的市场，它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
基于上述原因，我国政府在八十年代末开始对股票机制进行规范。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初期，对证券市场的管理以地方监管为主，主要表现为由各地政府和省级人民银行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发布规定和进行管理。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中央政府成立了专门的监管机构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颁布的法律法规也逐渐增多。
事实上我国的证券市场建设到现在用了十多年的时间走了西方国家曾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走过的历程，发展可谓神速，这既得益于西方先进国家的理论和经验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更有赖于政府的强制性推动。因此，通过政府的努力，我国在市场本身还不具备建立较高层次的股市的情况下，以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的形式构建了中国股市的制度框架。尽管市场中存在诱致性因素，但中国股市制度主要是由政府通过拖着市场走的方式而发展起来的，因而强制性因素占主导地位。
二、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股票和股市制度是在市场极不健全的情况下，由政府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而建立的。作为制度仿效者，制度的框架由政府搭建，这种框架是否适应市场的需要决定于制度制定者的主观意识与市场发展实际的契合度。现实中，由于统治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识形态的刚性、官僚主义以及集团利益的冲突，这种框架在盛装市场时往往显得不饱满和不规整。
（一）工具主义色彩浓厚
制度层面的工具主义意指制度的制定者在创设新的制度时关注的是新制度的现时的有效性，把新制度当着实现社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不关注其任何目的和价值意义。其最大特点是：1. 割裂手段和目的的辨证关系；2. 割裂新制度各个功能的辨证统一关系,专注于其中的一两个功能,本末倒置；3.不去分析新制度所需的其他制度环境以及新制度的真实价值所在。我国在社会经济发展上是属于落后之列，如果想赶超先进，工具主义将随时伴随着我们。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原理，路径依赖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常有现象。不管是先进国家还是落后国家，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均有其特有的路径。作为落后国家，其发展路径在效率上相对与先进国家有差距，根据路径依赖原理，如果其发展出的新制度要想和传统的制度相协调，必然要沿着原来的路径发展，而原来的路径却是低效率的。落后国家要想走上高效率的发展路径，其制定的具有高效率功能的新制度必然和原有路径下的旧制度有冲突。而旧的制度体系在社会中已是根深蒂固，要想在短期内大范围地突破它的体系框架显然是不可能的，否则，就会导致大的社会动荡，前苏联就是一个例证。所以落后国家只好有选择地发展新的高效率的制度，即利用新制度的一两个功能，而不全盘吸纳。因此，工具主义将是其不得不采取的方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了全面的经济建设，并且进行市场经济的探索。那时我国处在供给不足、资金短缺的经济现状。企业的市场空间很大，但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很少，缺乏发展所需的资金。由于发行股票是一种不用偿还本金的融资方式，股票持有者是否获得股息还视股份公司的经营效果，在企业看来，这是很好的融资方式；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增多，也有投资的需求。这些因素促成了股市的产生与发展。但当时从政府到民间，均把股市当着筹资的方式，而没有注重其配置资源和投资的功能，没有注重配套制度的建设。结果把众多不具发行股票的国有企业送到了股市中，实行中国特有的股票种类的划分，即把股票分为国有股、法人股和流通股，实行同股不同价的政策。这是典型的工具主义，当市场缺资金时，就利用股市的筹资功能，而不关注股市的配置资源和投资的功能以及与相关制度的协调。虽然如此，但从发展的现实状况来看，我国的股票市场发展非常迅猛，为我国的经济建设筹集了庞大的资金，也培育了规模较大的股市产业，这说明我们采取的策略是对的。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在初期就把相关制度制定完备，原因在于：（1）上层建筑还不能满足股市健康发展的需要；（2）人才缺乏，研究不够；（3）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痼疾太多太深，制度建设的阻力太大；（4）法制建设和信用制度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却不允许在经济发展上停止脚步去等待。由于现实中存在发展经济的紧迫性，因此必须找到发展经济的突破口。当时企业缺乏发展的资金，因此借用股市的筹资功能就成为突破经济发展瓶颈的手段。寻找突破口的过程也是采纳工具主义的过程。
工具主义既是缺陷，也是我国股市发展的动力。
（二）“尾大不掉”制约了股市的发展
我国股市在近十几年的快速发展掩盖不了留在后面的未得到梳理的众多难题，这些难题就象一条沉重的尾巴，拖住了股市前进的步伐。这也是实行工具主义的必然结果，因为工具主义看重一时的效率，寻求的是突破口，把难题暂时搁置，在配套制度的建设上没能跟上，最终这些难题会极大地阻碍效率的发挥，近期股市的低迷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这些难题包括：
1. 股权结构不合理。
在我国股市发展的初期，由于市场中的规模以上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数量少、规模小，因而能够上市发行股票的只有国有企业。在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担心国有资产的流失，人为地把股份划分为国有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国有股占控股地位，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并且实行同股不同价，国有股的发行股价远低于社会公众股的发行股价，但各股却在分享股息时具有相同的权利，这完全违背了同股同价和同股同权的原则。由于国有股占控股地位，控制了公司的决策权和管理权，企业的管理者成了国有股东的代言人。而国家对国企管理者的工作成果的评价标准是规模的大小，而不是赢利能力的高低，这就刺激管理者好大喜功，不断增发股票，敛集资金，导致企业赢利能力低下，流通股价不断下挫，流通股股东利益受损。同时，由于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缺位，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公司治理效果差。
2. 股市中行政化趋势严重。
中国具有几千年的专制传统，专制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扎根很深，因此，政府的威严对大众来说是天经地义的甚至是神圣的，对政府行为的置疑和监督就变得很苍白。在民间，公民缺少自治的理念，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麻烦事时，最先想到的是找政府解决，而不去考虑通过民间形式加以解决。殊不知，当我们把权利让度给政府时，经过转化就变成了具有强制力的政府权力，权力具有扩张的本性，让度得越多，回报民众的就是更多的约束自由的政府权力，把原有的自由空间变成了僵硬的磐石。因此，在我国的股市中，行业协会没能担起自律的职责，几乎事事都由证监会包办，甚至实行会员制的证券交易所的高管人员都由证监会指定，这些高管人员还被纳入行政编制，属于公务员，而各个会员的权利变得虚无。同时，由于我国股市是强制型制度变迁的结果，制度框架由政府搭建，这些制度既起到规范作用，也起到教育民众的作用，因为我国市场不健全，股市对大众来说完全是新事物，很多知识都是从政府的法规中学到的。这样一来，政府在股市中的威信更是无以言说。
行政介入得太多，其结果就是抑制了市场创新。“┈┈对于创新,中国的法律仍然为之套着未经批准则为违法的紧箍咒。对于新事物，一旦出事，便予以简单的封杀。”④其实，法律不禁止的领域就是市场中各交易主体活动的领域，这已是我国《行政处罚法》的基本原则。但在现实中，这一原则常被忽视。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
（第３５号）
修改后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已经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０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公安部部长 贾春旺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四日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０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４日第３５号公安部令发布施行）
目录
第一章 任务和基本原则
第二章 管辖
第三章 回避
第四章 律师参与刑事诉讼
第五章 证据
第六章 强制措施
第一节 拘传
第二节 取保候审
第三节 监视居住
第四节 拘留
第五节 逮捕
第六节 羁押期限
第七节 其他规定
第七章 羁押
第八章 立案、破案、销案
第一节 受案
第二节 立案
第三节 破案、销案
第九章 侦查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讯问犯罪嫌疑人
第三节 询问证人、被害人
第四节 勘验、检查
第五节 搜查
第六节 扣押物证、书证
第七节 查询、冻结存款、汇款
第八节 鉴定
第九节 辨认
第十节 通缉
第十一节 侦查终结
第十二节 补充侦查
第十章 执行刑罚
第一节 罪犯的交付
第二节 减刑、假释
第三节 对罪犯的监督、考察
第四节 对又犯新罪罪犯的处理
第十一章 办案协作
第十二章 外国人犯罪案件的办理
第十三章 刑事司法协助和警务合作
第十四章 附则
第一章 任务和基本原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保证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正确履行职权，统一办案程序，确保办案质量，提高办案效率，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第三条 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基本职权，是依照法律对刑事案件立案、侦查、预审；决定、执行强制措施；对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不予立案，已经追究的撤销案件；对侦查终结应当起诉的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对不够刑事处罚的犯罪嫌疑人需要行政处理的，依法给予处理；对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罪犯，代为执行刑罚；执行管制、拘役、剥夺政治权利、驱逐出境、暂予监外执行；对假释和判处拘役缓刑、有期徒刑缓刑的罪犯执行监督、考察。
第四条 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
第五条 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第六条 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接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
第七条 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建立和完善办案责任制度、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等内部监督制度。
在刑事诉讼中，上级公安机关发现下级公安机关作出的决定或者办理的案件有错误的，有权予以撤销或者变更，也可以指令下级公安机关予以纠正。
下级公安机关对上级公安机关的决定必须执行，如果认为有错误，可以在执行的同时向上级公安机关报告。
第八条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必须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
第九条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
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由专门机构或者专职人员负责，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照顾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第十条 各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依法向同级人民检察院提请逮捕、移送起诉，严格遵守刑事案件办案期限的规定。
第十一条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应当使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讯问。对外公布的诉讼文书，应当使用当地通用的文字。
第十二条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各地区之间应当加强相互协作和配合，严格履行协查、协办职责。
第十三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和公安部签订的双边合作协议，或者按照互惠原则，我国公安机关和外国警察机关可以相互请求刑事司法协助和警务合作。
第二章 管辖
第十四条 按照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案件管辖分工的规定，除贪污贿赂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监管人员殴打、体罚虐待被监管人的犯罪、军人违反职责的犯罪，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批准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以及自诉案件以外，其他刑事案件由公安机关管辖。
对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刑事案件，因证据不足驳回自诉，可以由公安机关受理并移交的，公安机关应当受理。
第十五条 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
第十六条 几个公安机关都有权管辖的刑事案件，由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管辖。必要时，可以由主要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
第十七条 对管辖不明确的刑事案件，可以由有关公安机关协商确定管辖。
对管辖有争议或者情况特殊的刑事案件，可以由共同的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
第十八条 县级公安机关负责侦查发生在本辖区内的刑事案件；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重大涉外犯罪、重大经济犯罪、重大集团犯罪和下级公安机关侦破有困难的重大刑事案件的侦查。
第十九条 公安机关内部对刑事案件的管辖，按照刑事侦查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责分工确定。
第二十条 铁路、交通、民航系统的机关、厂、段、院、校、所、队、工区等单位发生的刑事案件，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工作区域内和列车、轮船、民航飞机内发生的刑事案件，铁路建设施工工地发生的刑事案件，铁路沿线、水运航线发生的盗窃或者破坏铁路、水运、通讯、电力线路和其他重要设施的刑事案件，以及内部职工在铁路、交通线上执行任务中发生的案件，分别由发案地铁路、交通、民航公安机关管辖。
林业系统的公安机关负责其辖区内的盗伐、滥伐林木、危害陆生野生动物和珍稀植物等刑事案件的侦查；大面积林区的林业公安机关还负责辖区内其他刑事案件的侦查。未建立专门林业公安机关的，由所在地公安机关管辖。
第二十一条 公安机关侦查的刑事案件涉及人民检察院管辖的案件时，应当将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刑事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涉嫌主罪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由公安机关为主侦查；涉嫌主罪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公安机关予以配合。
第二十二条 公安机关和军队互涉刑事案件的管辖分工如下：
（一）军人在地方作案的，当地公安机关应当及时移交军队保卫部门侦查。
（二）地方人员在军队营区作案的，由军队保卫部门移交公安机关侦查。
（三）军人与地方人员共同在军队营区作案的，以军队保卫部门为主组织侦查，公安机关配合；共同在地方作案的，以公安机关为主组织侦查，军队保卫部门配合。
（四）现役军人入伍前在地方作案，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由公安机关侦查，军队保卫部门配合。
（五）军人退出现役后，发现其在服役期间在军队营区作案，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由军队保卫部门侦查，公安机关配合。
（六）军人退出现役后，在离队途中作案的，以及已经批准入伍尚未与军队办理交接手续的新兵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侦查。
（七）属于地方人武部门管理的民兵武器仓库和军队移交或者出租、出借给地方单位使用的军队营房、营院、仓库、机场、码头，以及军队和地方人员混居的军队宿舍区发生的非侵害军事利益和军人权益的案件，由公安机关侦查，军队保卫部门配合。
（八）军队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的公司、厂矿、宾馆、饭店、影剧院，以及军队和地方合资经营的企业发生的案件，由公安机关侦查，军队保卫部门配合。
办理公安机关和军队互涉的刑事案件，公安机关和有关军队保卫部门应当及时互通情况，加强协作、密切配合；对管辖有争议的案件，应当共同研究协商，必要时可由双方的上级机关协调解决。
本条所称的“军人”，是指现役军人、军队在编职工以及由军队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第二十三条 公安机关和武装警察部队互涉刑事案件的管辖分工依照公安机关和军队互涉刑事案件的管辖分工的原则办理。
列入武装警察部队序列的公安边防、消防、警卫部门，以及武警黄金、交通、水电、森林部队人员的犯罪案件，由公安机关管辖。
第三章 回避
第二十四条 公安机关负责人、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
（二）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
（四）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
第二十五条 公安机关负责人、侦查人员自行提出回避申请的，应当说明回避的理由；口头提出申请的，应当记录在案。
第二十六条 公安机关负责人、侦查人员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人的请客送礼，不得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人。违反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要求公安机关负责人、侦查人员回避，应当提出申请，并说明理由。口头提出申请的，公安机关应当记录在案。
第二十八条 侦查人员的回避，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的回避，由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决定。
第二十九条 公安机关负责人、侦查人员具有应当回避的情形之一，本人没有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没有申请他们回避的，应当由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或者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他们回避。
第三十条 公安机关作出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后，应当告知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驳回申请回避决定书》后五日内向原决定机关申请复议一次。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不服申请复议的，决定机关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三十二条 在侦查过程中，鉴定人、记录人和翻译人员需要回避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
鉴定人、记录人和翻译人员的回避适用本章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 被决定回避的公安机关负责人、侦查人员、鉴定人、记录人和翻译人员，在回避决定作出以前所进行的诉讼活动是否有效，由作出决定的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决定。
第三十四条 在作出回避决定前或者复议期间，公安机关负责人、侦查人员不得停止对案件的侦查。
第四章 律师参与刑事诉讼
第三十五条 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保障律师的执业活动，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依法从事下列业务：
（一）向公安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
（二）会见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的情况；
（三）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
（四）为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
第三十六条 公安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依法进行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并记录在案。
第三十七条 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公安机关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须经公安机关批准。
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是指案情或者案件性质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能因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的有关材料和处理意见需要保守秘密而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
第三十八条 犯罪嫌疑人可以自己聘请律师，其亲属也可以代为聘请。
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请求可以书面提出，也可以口头提出。口头提出的，公安机关应当制作笔录，由犯罪嫌疑人签名（盖章）、捺指印。
第三十九条 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提出聘请律师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将其请求转达办理案件的侦查机关，侦查机关应当及时向其所委托的人员或者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转达该项请求。犯罪嫌疑人仅提出聘请律师的要求，但提不出具体对象的，侦查机关应当及时通知当地律师协会或者司法行政机关为其推荐律师。
第四十条 同案的犯罪嫌疑人不得聘请同一名律师。
第四十一条 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或者其亲属提出聘请律师的，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后的三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并通知犯罪嫌疑人或者其亲属。
第四十二条 公安机关发现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已聘请律师的，应当及时告知所聘请的律师不得参与侦查阶段的诉讼活动，同时通知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仍坚持聘请的，应当经公安机关批准。
第四十三条 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公安机关不应以侦查过程需要保守秘密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
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填写《会见犯罪嫌疑人申请表》，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公安机关不批准会见的，应当向律师说明理由。
第四十四条 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公安机关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对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或者走私犯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五日内安排会见。
第四十五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需要聘请翻译人员的，应当经公安机关准许。
第四十六条 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时，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
第四十七条 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应当查验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介绍信、聘请书、公安机关会见通知和准许翻译人员参加会见的证明。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还应当查验公安机关《批准会见犯罪嫌疑人决定书》。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公安机关应当告知其遵守会见场所的规定。
第四十八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违反法律规定或者会见场所的规定时，在场民警应当制止，必要时，可以决定停止本次会见。
第四十九条 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有违反有关规定行为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制止并通知律师管理部门。
第五章 证据
第五十条 证据是指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证据有下列七种：
（一）物证、书证；
（二）证人证言；
（三）被害人陈述；
（四）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
（五）鉴定结论；
（六）勘验、检查笔录；
（七）视听资料。
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五十一条 公安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或者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第五十二条 公安机关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时，应当告知其必须如实提供证据。
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证据以及获取犯罪证据的技术侦查措施，应当保守秘密。
凡是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的，都必须受法律追究。
第五十三条 公安机关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取实物证据，应当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开具《调取证据通知书》。被调取单位、个人应当在通知书上盖章或者签名，拒绝盖章或者签名的，公安机关应当注明。
公安机关向有关单位收集、调取的书面证据材料，必须由提供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印章；公安机关向个人收集、调取的书面证据材料，必须由本人确认无误后签名或者盖章。
第五十四条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
对于证人能否辨别是非，能否正确表达，必要时可以进行审查或者鉴别。
第五十五条 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
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五十六条 需要查明的案件事实包括：
（一）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二）立案侦查的犯罪行为是否存在；
（三）立案侦查的犯罪行为是否为犯罪嫌疑人实施；
（四）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目的；
（五）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
（六）犯罪嫌疑人的责任以及与其他同案人的关系；
（七）犯罪嫌疑人有无法定从重、从轻、减轻处罚以及免除处罚的情节；
（八）其他与案件有关的事实。
第五十七条 收集、调取的书证应当是原件。取得原件有困难或者因保密工作需要的，可以是副本或者复制件。
收集、调取的物证应当是原物。原物不便搬运、保存或者依法应当返还被害人的，可以拍摄足以反映原物外形或者内容的照片、录像。
第五十八条 书证的副本、复制件，视听资料的复制件，物证的照片、录像，应当附有关制作过程的文字说明及原件、原物存放处的说明，并由制作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五十九条 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起诉意见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相。故意隐瞒事实真相的，应当追究责任。
第六章 强制措施
第一节 拘传
第六十条 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对需要拘传的犯罪嫌疑人，或者经过传唤没有正当理由不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可以拘传到其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进行讯问。
需要拘传的，应当填写《呈请拘传报告书》，并附有关材料，报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
第六十一条 公安机关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出示《拘传证》，并责令其在《拘传证》上签名（盖章）、捺指印。
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应当责令其在《拘传证》上填写到案时间。讯问结束后，应当由其在《拘传证》上填写讯问结束时间。犯罪嫌疑人拒绝填写的，侦查人员应当在《拘传证》上注明。
第六十二条 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需要对被拘传人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的，应当在拘传期间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对于不批准的，应当立即结束拘传。
第二节 取保候审
第六十三条 公安机关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取保候审：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三）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未满一周岁的婴儿的妇女；
（四）对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证据不符合逮捕条件的；
（五）提请逮捕后，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需要复议、复核的；
（六）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侦查的；
（七）移送起诉后，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需要复议、复核的。
第六十四条 对累犯、犯罪集团的主犯，以自伤、自残办法逃避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暴力犯罪，以及其他严重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不得取保候审。
第六十五条 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申请取保候审的，应当书面提出。公安机关接到申请后应当在七日内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的答复。同意取保候审的，依法办理取保候审手续；不同意取保候审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六十六条 需要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的，应当制作《呈请取保候审报告书》，说明取保候审的理由及采取的保证方式，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并签发《取保候审决定书》。《取保候审决定书》应当向犯罪嫌疑人宣读，由犯罪嫌疑人签名（盖章）、捺指印。
第六十七条 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的，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
对同一犯罪嫌疑人，不得同时责令其提出保证人和交纳保证金。
第六十八条 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既不交纳保证金，又无保证人担保的，可以监视居住。
第六十九条 采取保证人保证的，保证人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并经公安机关审查同意：
（一）与本案无牵连；
（二）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
（三）享有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未受到限制；
（四）有固定的住处和收入。
第七十条 保证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监督被保证人遵守本规定第八十六条的规定；
（二）发现被保证人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违反本规定第八十六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及时向执行取保候审的公安机关报告。
第七十一条 保证人应当填写《保证书》，并在《保证书》上签名或者盖章。被保证人违反应当遵守的规定，保证人未及时报告的，公安机关查证属实后，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签发《对保证人罚款决定书》，对保证人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二条 对保证人的罚款决定，公安机关应当向保证人宣布，并告知其如果对罚款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对保证人罚款决定书》之日起的五日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核一次。
上一级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复核申请书之日起的七日内作出决定。对上级公安机关撤销或者变更罚款决定的，下级公安机关应当执行。
第七十三条 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保证人保证的，如果保证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情况发生变化，不愿继续担保或者丧失担保条件，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重新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
第七十四条 责令犯罪嫌疑人交纳保证金的，应当经过严格审核后，报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
责令犯罪嫌疑人交纳较高数额保证金的，应当经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
第七十五条 保证金的数额应当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犯罪嫌疑人的经济状况、案件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以及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等情况，综合考虑确定。
保证金应当以人民币或者可以在中国金融机构兑换的货币的形式交纳。
第七十六条 保证金由犯罪嫌疑人或者其亲友、法定代理人、单位向公安机关指定的银行专户交纳。
严禁截留、坐支、挪用或者以其他任何形式侵吞保证金。
第七十七条 公安机关在通知犯罪嫌疑人交纳保证金时，应当告知其必须遵守的规定以及违反规定应当承担的后果。
第七十八条 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审期间违反有关规定的，公安机关应当根据其违法行为的情节，决定没收部分或者全部保证金，并且区别情形，责令其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变更为监视居住，或者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予以逮捕。
第七十九条 需要没收保证金的，应当经过严格审核后，报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签发《没收保证金决定书》。
决定没收较高数额保证金的，应当经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
第八十条 没收保证金的决定，公安机关应当在七日以内向犯罪嫌疑人宣读，并责令其在《没收保证金决定书》上签名（盖章）、捺指印；犯罪嫌疑人在逃的，应当向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法定代理人或者单位宣布，并要求其家属、法定代理人或者单位的负责人在《没收保证金决定书》上签名或者盖章。
犯罪嫌疑人或者其家属、法定代理人、单位负责人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没收保证金决定书》上注明。
第八十一条 公安机关向犯罪嫌疑人宣读《没收保证金决定书》的同时，应当告知其对没收保证金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在五日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核一次。
上一级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复核申请书之日起的七日以内作出决定。对上级公安机关撤销或者变更没收保证金决定的，下级公安机关应当执行。
第八十二条 没收犯罪嫌疑人保证金的决定已过复核期限或者经复核后，公安机关应当及时通知指定的银行将没收的保证金，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上缴国库。
第八十三条 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没有违反本规定第八十六条有关规定的，或者具有本规定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在解除取保候审的同时，公安机关应当将保证金如数退还给犯罪嫌疑人。
第八十四条 决定退还保证金的，应当经过严格审核后，报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签发《退还保证金决定书》。
第八十五条 公安机关决定退还犯罪嫌疑人的保证金后，应当在解除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的同时，通知指定的银行将保证金如数退还给犯罪嫌疑人，并由犯罪嫌疑人在《退还保证金决定书》上签名（盖章）、捺指印。
第八十六条 公安机关应当向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宣布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
（二）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三）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
（四）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第八十七条 公安机关决定取保候审的，应当及时通知犯罪嫌疑人居住地派出所执行。
第八十八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的，应当区别情形办理：采取保证人保证的，负责执行的县级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法律文书和有关材料后，核实被取保候审人后，及时指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派出所执行；采取保证金保证的，负责执行的县级公安机关收到法律文书和有关材料后，应当及时通知被取保候审人交纳保证金，并指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派出所执行。
被取保候审人、保证人违反应当遵守的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决定没收保证金或者对保证人罚款，并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原决定取保候审的机关。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作出解除、变更取保候审决定的，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决定书解除取保候审，并退还保证金。
第八十九条 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正当理由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住处，有正当理由需要离开所居住的市、县的，应当报经执行取保候审的县级公安机关批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的，公安机关在作出决定前，应当征得原决定机关同意。
第九十条 执行取保候审的派出所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监督、考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有关规定；
（二）监督保证人履行保证义务；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应当遵守的规定及保证人未履行保证义务的，及时告知决定机关；
（四）取保候审期限届满十日前，通知原决定机关。
第九十一条 执行取保候审的派出所应当责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期报告有关情况并制作笔录。
第九十二条 公安机关在取保候审期间不得中断对案件的侦查，对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根据案情变化，应当及时变更强制措施或者解除取保候审。
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
第九十三条 需要解除取保候审的，由原决定机关制作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通知书，送达执行机关。执行机关应当及时通知被取保候审人、保证人。
第三节 监视居住
第九十四条 公安机关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可以监视居住：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三）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未满一周岁的婴儿的妇女；
（四）对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证据不符合逮捕条件的；
（五）提请逮捕后，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需要复议、复核的；
（六）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侦查的；
（七）移送起诉后，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需要复议、复核的。
第九十五条 对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应当制作《呈请监视居住报告书》，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签发《监视居住决定书》。
第九十六条 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决定监视居住的，应当向犯罪嫌疑人宣读《监视居住决定书》，由犯罪嫌疑人签名（盖章）、捺指印，并通知负责执行的派出所。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在监视居住期间，公安机关根据案情需要，可以暂扣其身份证件、机动车（船）驾驶证件。
第九十七条 公安机关应当向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宣布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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