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贯彻落实《全国农村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方案》实施细则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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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贯彻落实《全国农村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方案》实施细则的通知
湖北省十堰市人民政府
十政办发[2003]54号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贯彻落实《全国农村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方案》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十堰高新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
当前，我市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正处于关键时期，农村非典型肺炎防治是整个疫情防治工作的重点。市委、市政府对农村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十分重视，已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切实加强领导，健全农村非典型肺炎防治领导机构，认真落实各项防治措施，搞好县乡村医务人员的培训，强化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做好非典型肺炎的疫情监测，完善疫情应急处理措施和报告体系。通过深入持久的工作，使我市农村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取得预期效果，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全市经济健康发展。
二○○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十堰市贯彻落实《全国农村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方案》实施细则
（2003年5月24日）
根据《全国农村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方案》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订本实施细则。
一、组织领导
（一）市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全面负责农村防治工作，指挥部农村组协助市政府分管农村工作的副市长具体负责农村防治工作。各县市区必须成立“非典”防治领导机构，由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人牵头，卫生、农业、公安、交通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领导机构。各级各部门要明确职责任务，共同做好农村“非典”防治工作。
（二）县市区内的人、财、物等资源，由县市区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领导机构统筹协调，各级各部门、辖区内城乡居民、机关、企事业单位要服从于、服务于其统一领导和安排。
（三）乡（镇、街道办事处）应成立领导小组，负责本辖区“非典”防治工作的动员、组织和协调，督导落实“非典”防治工作实施细则。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负责人对本村的防“非典”工作要切实负起责任，积极组织、督促村民小组长和村医务人员做好宣传、报告可疑情况、家庭隔离及互帮互助等工作。
（四）各县市区要将辖区内的国有农（林、茶、养殖）场纳入防治“非典”及公共卫生工作中，统一部署，统筹安排，同步进行。
二、培训医务人员
（一）市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省卫生厅制订的农村医务人员培训方案，尽快制订出县乡（镇）村三级医务人员的培训计划，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形式和手段，在五、六月集中对农村医务人员进行不少于二次的规范系统培训。
（二）县级和中心卫生院医务人员要掌握“非典”的诊断、治疗、隔离、消毒、护理、疫情监测与处理、疫情报告及自我防护的知识和技能。乡镇医务人员要熟悉“非典”的临床症状、诊断标准，掌握隔离、护理、消毒、疫情监测、疫情处理、疫情报告及自我防护的知识和技能。村医务人员应熟悉“非典”疑似病例的判断、隔离、消毒、监测、报告及自我保护的知识和技能。
三、宣传教育
（一）各县市区宣传、司法、卫生部门要高度重视农村“非典”防治的宣传教育工作。根据农村和农民实际，结合本部门的工作职能，突出宣传重点，着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有关传染病防治的法律法规、防治“非典”的基本知识、各级政府对防治“非典”所采取的措施与成效、各地防治“非典”的最新动态和先进经验等。
（二）各县市区要突出重点，把农村乡（镇）村组干部、卫生防疫人员和有关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外出务工返乡人员和其它流动人员、青少年学生、个体经营户五类对象作为当前农村防“非典”宣传教育的重点对象。
（三）强化宣传教育的力度，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报纸、光盘、宣传画、标语、标示牌、宣传手册、黑板报、墙报、知识讲座、知识竞赛、巡展等多种宣传形式，对农村进行全员覆盖的宣传教育，把涉及防“非典”的知识和各种信息送到千家万户，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让群众懂得“非典”可防、可控、可治，帮助群众树立信心、消除疑虑、解除恐慌心理，防止出现群体性恐慌事件。要大力引导农民相信科学、破除迷信、讲究卫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不断增强农民群众的自我防护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提高农民群众参与防“非典”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营造一个群防群控的工作局面。
（四）坚持新闻发布制度。市、县（市）区两级防“非典”指挥部要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向社会各界和广大农村通报疫情和防治工作动态，形成政府预警和信息发布机制，搭建政府与农民群众互动的信息平台，满足群众的知情权，有效地消除群众的疑虑，澄清社会谣传及各类非法的迷信活动，以安定民心、稳定社会。
（五）各县市区公安部门、乡（镇）公安派出所，对于农村中个别故意散布谣言、组织封建迷信活动，干扰“非典”防治工作的违法分子，要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坚决打击，情节严重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疫情监测与报告
（一）“非典”疫情监测与报告实行以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为中心，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为依托，村委会组织为基础的工作机制。
（二）村委会要组织村民小组长和村医务人员每天对可疑情况进行排查，及时报告乡（镇）防“非典”领导机构、医疗机构和政府。乡镇医疗机构在采取措施的同时，要立即报告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县市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立即调查核实疫情，并将核实情况立即向县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上级疾病控制机构报告。县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接到疫情后要立即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疫情报告实行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紧急情况随时报告。
（三）市、县、乡、村要沟通联系渠道，保证疫情报告的正常进行。市、县、乡要坚持24小时值班和电话通畅，乡、村之间要尽快建立电话联系，不能实现电话联系的，要配备必要的交通工具，保证疫情及时报送。
（四）加强对流动人口的医学观察。凡从疫情地区返乡的农民、大中专院校学生和其他人员，以村为单位，由村委会安排专人进行逐一登记造册，并实行二周的医学观察。在观察期内，应每日测量体温，询问其是否具有发热、咳嗽等症状，限制其外出走亲访友、与家属成员密切接触，发现可疑情况必须立即上报。
（五）国道省边界入口处、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等地应设立“非典”医学检查点，由所在县市抽调公安、疾控、交通等方面力量组成联合检查站，为来自或经、停疫情发生地区的长途汽车、列车旅客测量体温，体温超过38℃者，应立即通知当地疾病控制机构派专用车辆转送指定地点留验观察，同时登记其详细地址，通知其来源地，对其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观察。
（六）各级政府要制订“非典”防治责任追究制度。对于缓报、瞒报和漏报的各级医务人员和党政干部要严肃处理，对于及时报告疫情并得到证实的乡村医务人员、干部和群众，给予表彰。
（七）农村“非典”的预防控制工作要努力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出现严重疫情的村庄和乡镇，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采取果断措施，实行部分住户或整个村庄的隔离，坚决控制疫情蔓延。
五、疫情处理
（一）村卫生室一旦发现疑似病人，应立即报告乡（镇）卫生院，同时采取措施，将其居家隔离，并指导其家人做好个人防护。没有村卫生室或村医务人员的，乡（镇）卫生院要派医疗人员驻村或巡回检查。乡（镇）卫生院对确诊或疑似“非典”病人应采取隔离措施，对密切接触者提出医学观察建议，由村委会组织医务人员和村干部实施。
（二）确诊或疑似“非典”病人的家庭住所、禽畜圈、厕所、停留过的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乘用的交通工具均应在县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指导下立即采取消毒措施。
（三）县级医院和经上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中心卫生院要建立发热门诊，备有充足的救治药品和呼吸机、X光机等医疗器械，配备专用救护车，对医护人员进行系统的培训，建立隔离病房，用于收治确诊或疑似“非典”病人。
（四）县乡两级指定医院在接诊中一旦发现疑似病人，应立即收进隔离室进行医学观察，落实医务人员自身防护和防范院内感染的有关措施，并在市级专业人员指导下，在12小时内由当地县级医院确诊。
（五）死于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患者，无论在城镇或乡村都不允许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允许大操大办，必须立即消毒，就地火化，就近埋葬。
（六）已经发生疫情的乡或村，避免举办赶集、婚丧嫁娶等群聚性活动，对于农村学校、集贸市场要保持空气流通、做好环境卫生和消毒工作。
（七）疫情出现扩大蔓延时，要立即报告上级疾控机构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决不能延误时机。
六、减少农民工的流动
对于在外地打工的农民，各地要以村为单位由村委会指定专人进行登记，了解其务工地点及健康状况，并做好家属工作。通过电话或信函等形式，说服他们留在当地务工，如果患病就地观察治疗，暂不要返乡。要组织好互助组等村民组织，帮助解决好他们生产生活问题，免除在外务工农民的后顾之忧。乡（镇）政府及村委会要劝阻农民暂不到发生疫情的地区务工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
七、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爱卫会、卫生、水利、农业等部门要结合“非典”防治工作，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做好改水改厕、人畜粪便管理、清除污物垃圾等活动，使农村卫生面貌得到较大改善。
八、保障措施
（一）对农民中“非典”患者实行免费救治，救治费用由救治所在地政府负担。除中央、省级财政给予的补助外，市级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二）市级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组织机动队，在接到市防治“非典”指挥部命令时，随时为县相应机构提供技术支持。
（三）县市区政府要建立消毒药品、器材、交通工具、隔离防护装备、治疗药品和急救药品贮备制度。对县乡级医院设置的隔离病房和发热门诊不具备条件的，要按照标准由县市区政府安排改造。必要时地方政府临时借用企事业单位、社会的房屋和车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
（四）被医学观察、留验和隔离人员因被限制引发生活困难，地方政府应帮助解决基本生活费。
（五）市防非指挥部农村组负责对方案的落实情况进行督查通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各县市区防“非典”机构也要建立督导机制，对农村防“非典”工作进行督查。对于推诿、渎职者要予以批评教育，造成严重后果者，要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党、政纪处分。
四川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四川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NO：SC080922）
1995年10月19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6年5月26日四川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四川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四川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运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整治社会治安秩序，预防和惩治违法犯罪。
第三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必须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方针，遵循谁主管谁负责、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和属地管理的原则。
第四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要任务：
（一）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依法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
（二）采取各种措施，严密管理制度，加强治安防范，堵塞违法犯罪的漏洞；
（三）开展对全体公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制教育，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增强全社会公民的法制观念；
（四）鼓励公民自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五）调解民间纠纷，缓解社会矛盾，消除不安定因素；
（六）教育、挽救和改造违法犯罪人员，做好对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减少重新违法犯罪；
（七）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
第二章 组织协调
第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建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督促各部门、各单位完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任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为本行政区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责任人，全面负责本行政区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第六条 省、市（州）、县（区、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负责组织指导本行政区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研究制定和组织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措施；
（三）组织、指导、协调督促和检查各部门、各单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四）总结、推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型经验，表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和个人；
（五）对不履行本条例规定的职责，导致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社会治安混乱的负责人给予通报批评，或者提出政纪处分的建议；
（六）办理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其他事项。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设立办事机构，负责办理日常工作。
第七条 乡、镇、城市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上级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部署，制定本乡、镇、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协调、检查本辖区内各单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三）指导、帮助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四）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治安防范活动，建立健全群防群治网络；
（五）及时掌握社会治安动态，消除危害社会治安的隐患；
（六）依照有关规定确定对本辖区内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与处罚；
（七）办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其他事项。
第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做到各尽其职、各负其责。
第三章 司法机关的职责
第九条 司法机关是惩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专门机关，应当密切协作配合，形成合力，发挥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整体效能。
第十条 公安机关是社会治安的主管部门，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加强侦查破案工作，严厉打击盗窃、抢劫、行凶杀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各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
（二）查禁和打击卖淫嫖娼、聚众赌博、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拐卖妇女儿童、贩毒吸毒、利用封建迷信骗钱害人等违法犯罪活动；
（三）加强治安管理，及时查处治安案件，重点加强对流动人口、重点公共场所和特种行业的治安管理，强化对出租房屋、出租汽车和重点防范区的治安防范工作；
（四）加强枪支弹药、管制刀具、易燃易爆物品的管理；
（五）加强消防、交通、边防管理，预防事故，消除隐患，维护公共安全；
（六）加强查处利用公共信息网络的违法犯罪活动；
（七）加强对基层治安保卫组织、社会保安组织的监督管理，强化内部保卫工作，协助健全群防群治网络和治安控制体系；
（八）加强对管制、缓刑、监外执行、假释、剥夺政治权利等人员的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
（九）协助、指导有关部门做好轻微违法犯罪青少年的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
第十一条 检察机关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行使检察职能，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活动和经济犯罪活动；
（二）结合办案提出检察建议，推动有关单位建章建制和加强治安防范工作；
（三）督促被判处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和被决定假释、监外执行人员的改造教育工作；
（四）加强对监所的监督；
（五）及时受理控告、申诉和处理来信来访。
第十二条 审判机关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加强刑事审判工作，依法审理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案件；
（二）及时审理民事、行政案件，做好申诉和执行工作，及时妥善处理各种纠纷，防止矛盾激化，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
（三）加强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业务指导；
（四）结合办案提出司法建议，促进有关单位加强管理，堵塞漏洞，消除各种治安隐患；
（五）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犯罪的审判工作，教育、感化、挽救犯罪青少年；
（六）做好减刑、假释工作。
第十三条 国家安全机关应当及时查处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加强对公民维护国家安全的教育，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防范和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第十四条 司法行政机关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做好在全体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组织，协调工作；
（二）开展人民调解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化解民间纠纷，缓解社会矛盾；
（三）加强对服刑、劳动教养人员的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提高改造质量，减少重新犯罪；
（四）做好公证、律师管理工作，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预防和减少纠纷；
（五）协调、督促乡镇政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有关单位做好对刑满释放人员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
第十五条 司法机关对于公民的控告和检举，必须及时受理，不得推诿。对不属于本部门办理的控告和检举，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受移送的机关必须认真办理。
第四章 社会责任
第十六条 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当加强内部治安防范措施，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对所属职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制教育，预防违法犯罪案件和治安灾害事故的发生。
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第十七条 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当结合自身业务工作，参与并督促其下属单位和管理对象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对可能引发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的纠纷、事故及其它隐患，必须及时妥善处理，并协助司法机关查处违法犯罪活动。
第十八条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加强校风校纪建设，配合社会、家庭对学生的校外活动进行管理、引导，预防和减少学生违法犯罪。
第十九条 民政部门应当抓好基层政权和群众自治组织建设，指导村规民约的制定和执行，及时调处行政区划和边界纠纷，做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
第二十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集贸市场的治安防范和从业人员的教育管理，配合公安机关加强公共场所、特种行业的治安管理。
第二十一条 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做好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的管理工作；加强对劳务市场和外来求职人员的管理，对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的就业进行指导和帮助。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应当依法及时妥善处理劳动争议，避免矛盾激化。
第二十二条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与有关部门配合，加强医药市场和医疗秩序的管理，依法管理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组织做好吸毒人员的治疗、康复工作和性病、艾滋病的预防、检查、收治工作。
第二十三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维护社会治安的需要，监督建设单位将住宅建筑中必要的安全防范设施纳入住宅设计标准。
第二十四条 交通、铁路、民用航空部门应当加强对车、船、飞机和车站、港口、机场的治安管理工作的领导，协同司法机关打击劫持人员、抢劫盗窃财物和货运物资、破坏交通设施等违法犯罪活动，查缉流窜犯罪分子，消除各种事故隐患，确保交通运输安全。
第二十五条 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部门应当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组织开展道德、纪律、法制宣传教育，组织提供健康向上的精神产品，鼓励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化娱乐活动，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制止和取缔宣扬反动、淫秽、暴力、赌博及封建迷信的影视节目和文学、美术、音乐、摄影、戏曲等作品的出版、制作、销售、播放和上演。
第二十六条 民族、宗教事务部门应当宣传国家有关民族、宗教法律法规和政策，会同有关地区、部门、单位及时疏导、调解和处理民族、宗教人员参与的纠纷。
第二十七条 国土资源、农业、林业、水利、人口和计划生育等行政执法部门应当严格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及时处理各种矛盾和纠纷，防止和减少治安案件的发生。
第二十八条 经济、贸易管理部门和企业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监督企业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
第二十九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应当根据自身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法制宣传教育，对有轻微违法行为的人员做好帮教工作。
第三十条 驻川部队和省内的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应当协助地方政府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开展军警民治安联防和军警民共建文明单位活动。人民武装部门应当组织民兵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活动。
第三十一条 精神文明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统筹开展创建文明单位、文明城市、文明社区、文明村镇等群众性活动。倡导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和见义勇为精神，努力提高城乡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质。
第三十二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教育村民、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
（二）建立健全治安保卫组织和人民调解组织，做好本管辖区的治安防范工作，调解民间纠纷；
（三）协助司法机关查处辖区内发生的各种违法犯罪案件；
（四）协助司法机关对依法被判处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和被决定假释、监外执行人员的监督、考查和教育；
（五）教育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员；
（六）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
（七）制定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并监督执行。
第三十三条 家庭应当正确处理家庭成员之间、邻里之间的关系，配合社会、学校对青少年子女开展思想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加强住所安全防范。
第三十四条 公民应当自觉遵纪守法，积极检举、揭发和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有义务向司法机关如实作证。
第五章 社会保障
第三十五条 鼓励和提倡向犯罪分子作斗争的见义勇为行为。
对公民因见义勇为负伤的，任何单位和公民都有救助的责任，医疗单位必须无条件及时进行抢救治疗。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建立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奖励基金，专项用于对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和救济。
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奖励基金由同级财政部门拨给和由单位、个人自愿捐助组成。其收支情况接受同级财政部门的监督。
第三十七条 公民为维护社会治安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而牺牲的，由所在单位按因公牺牲对待；本人无工作单位的，由民政部门参照国家有关因战死亡的民兵民工抚恤规定办理；符合烈士条件的，可报请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烈士。
第三十八条 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误工的，视同出勤；致伤致残的，职工由所在单位按因公伤残对待；无工作单位并符合评残条件的，由民政部门办理评残手续，按国家规定享受有关待遇。
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致残尚有工作能力的失业人员，各用人单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的有关规定优先妥善安置，职业介绍机构应当优先向用人单位推荐；对牺牲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各用人单位应当优先招收、聘用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近亲属就业。
第三十九条 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负伤的医疗费、护理费、生活费、营养费、误工补助费、交通费等，由加害的违法犯罪人员或其监护人承担。违法犯罪人员或其监护人无法承担的部分，负伤人员属单位职工的，由所在单位按因公负伤解决；负伤人员无工作单位或单位负担确有困难的，由负伤人员户口所在地的县级财政解决。
第四十条 对见义勇为人员救治、评残、困难补助、烈士申报等工作，由当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负责督促有关部门办理。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四十一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由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或者有关主管机关表彰奖励；贡献突出的，由同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推荐，报有关机关批准，给予记功、晋级或者授予荣誉称号：
（一）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成绩显著的；
（二）检举揭发违法犯罪分子，见义勇为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抢救和保护国家、集体财产及人民生命，事迹突出的；
（三）教育、挽救和改造违法犯罪人员或者安置、帮教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人员成绩显著的；
（四）调解民间纠纷成绩显著的；
（五）预防、制止刑事犯罪或者治安灾害事故成绩显著或者有突出贡献的；
（六）协助司法机关破获重大特大案件的；
（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理论研究成果被采纳，社会效果显著的；
（八）其他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有重大贡献的。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在当年及第二年度内不得评为文明单位或者综合性先进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本部门、本单位治安面貌改变之前，不得评为先进、模范，不得晋级、晋职，并可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本条例规定履行职责，对公民、组织的报案不依法及时受理，对公民、组织要求人身、财产保护拒绝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不按本条例规定履行职责，致使本部门、本单位治安问题突出，发生特大案件或者恶性事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严重后果的；
（三）对本部门、本单位矛盾处理不力，导致矛盾激化，危害社会稳定的；
（四）发生刑事案件或者重大治安案件故意不报或者隐瞒事实真相的。
对弄虚作假骗取荣誉、奖励的，由批准机关撤销其荣誉、奖励，并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三条 对不履行本条例规定职责的单位，同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应当督促其履行或者给予通报批评，对其主要负责人可向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察机关提出政纪处分的建议，上级主管机关可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对政法干警、治安积极分子、见义勇为者、证人和检举人、揭发人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分别由所在单位、主管部门、行政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五条 群防群治组织必须依法办事，接受社会监督，其成员有徇私舞弊、敲诈勒索或者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由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信用卡诈骗罪之“信用卡”的涵义
彭德才
一、金融术语意义上的信用卡
我国金融术语意义上的信用卡的涵义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早在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２９日中国人民银行便发布了《信用卡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但这暂行办法并未就信用卡的具体含义进行界定，只是简单地规定了信用卡业务的基本涵义。１９９６年４月１日中国人民银行又发布了《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该《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则对信用卡的具体含义进行了明确规定，该法律文件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信用卡，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商业银行（含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以下简称商业银行）向个人和单位发行的信用支付工具。信用卡具有转帐结算、存取现金、消费信用等功能。”此种信用卡的定义为广义上的信用卡，相当于今天所说的银行卡，包括借记卡在内。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银行卡、信用卡、借记卡这三个概念也逐渐被使用。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７日中国人民银行又颁布《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至此信用卡的涵义发生变化，按照该文件的规定，银行卡包括信用卡和借记卡。借记卡不再属于信用卡，信用卡不再等同于广义的银行卡。信用卡与借记卡的主要区别是，信用卡可以在信用额度内透支，借记卡不具有透支功能，借记卡成了与信用卡相并列的概念。可见，金融术语中信用卡的概念经历了一个从广义到狭义的过程，现在金融术语上的信用卡是狭义上的概念。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将信用卡分为贷记卡与准贷记卡，贷记卡是指发卡银行给予持卡人一定的信用额度，持卡人可在信用额度内先消费、后还款的信用卡。准贷记卡是指持卡人须先按发卡银行要求交存一定金额的备用金，当备用金帐户余额不足支付时，可在发卡银行规定的信用额度内透支的信用卡。不同的发卡银行在各自制定的信用卡章程里也对信用卡做不同的分类。《中国银行信用卡章程》规定，中国银行长城人民币信用卡（以下简称长城卡）是中国银行向个人和单位发行的金融支付工具，是持卡人按要求交存一定金额的备用金，当备用金余额不足支付时，可在发卡银行核定的信用额度内透支的准贷记卡。长城卡按信用等级分为金卡和普通卡，按使用对象分为单位卡和个人卡，个人卡可分为主卡和附属卡，主持卡人可为其配偶及年满１８周岁的直系亲属申领不超过两张的附属卡，附属卡所有交易款项均计入主卡帐户，附属卡亦可应其主持卡人要求而注销。《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规定，牡丹卡分为金卡（单位卡）和银卡（个人卡）两种。《中信实业银行中信信用卡章程》规定，按使用对象分为单位卡和个人卡；按信誉等级分为金卡和普通卡；按结算币种分为人民币卡和外币卡；按卡片影印内容分为彩照卡和非彩照卡。
根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借记卡又可细分为转帐卡、专用卡、储值卡。转帐卡是实时扣帐的借记卡，具有转帐结算、存取现金和消费功能。专用卡是具有专门用途（专门用途是指在百货、餐饮、饭店、娱乐行业以外的用途）、在特定区域使用的借记卡，具有转帐结算、存取现金功能。储值卡是发卡银行根据持卡人要求将其资金转至卡内储存，交易时直接从卡内扣款的预付钱包式借记卡。
二、在刑法意义上的信用卡
随着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业务的发展，信用卡内涵的变化对刑事司法产生严重的影响，关键的一点是：对使用借记卡进行的诈骗行为如何认定。
司法实践中对用借记卡进行的诈骗行为如何适用法律出现了不同的认识，有的案件按照信用卡诈骗罪处理，有的按金融凭证诈骗罪论处，例如，２００１年１１月，王其道等伪造借记卡并使用，截止到案发，共提款人民币１００余万元，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其道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伪造的银行借记卡，骗取银行钱款，其行为被认定为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 ；有的按普通诈骗罪论处，例如，２００３年３月黄飞冒用他人丢失的借记卡取款，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黄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占有他人财物，且数额较大，信用卡与借记卡已被区分为两种不同的银行卡，信用卡具有透支功能，借记卡则没有透支功能，与信用卡不同，认定被告人黄飞构成诈骗罪； 有的未作犯罪处理，例如，2002年4月26日，杜某、艾某使用拾得的借记卡和密码取款共计14600元后被抓获，追回被提取的现金14700元并发还失主。公安机关对杜某与艾某刑事拘留后，经检察机关批准实施逮捕，在开庭审理中，被告人的辩护人以两名被告人没有实施假冒合法持卡人或伪造证件等诈骗行为、被告人拾得并用于取款的龙卡为储蓄卡而非信用卡、虽有非法占有的行为和目的但却没有拒不交还的情节等理由作了无罪辩护，法院采纳了其辩护意见，对杜某、艾某判决宣告无罪。
刑事理论界对信用卡诈骗罪之“信用卡”是否包括“借记卡”也存在分歧。
否定论者的主要理由是：第一，信用卡是一种国际范围内被广泛使用的支付手段与结算工具，他有着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基本含义和特征，这就是信用，借记卡没有信用卡的特有功能与特质，因而两者不同。信用卡诈骗罪的客观方面从一开始就包含恶意透支的行为，显然这一规制重点的设置是以信用卡具有透支功能为前提的，不具备透支功能的借记卡是不可能成为本罪对象的；第二，从刑事立法层面，我国信用卡诈骗罪肇始于1995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而不是以1996年颁布的《信用卡管理办法》为依据，因此不能认为过去的信用卡就是今天的银行卡；第三，否定信用卡对借记卡的包容关系，并不会导致放纵利用借记卡实施犯罪的行为，因为对于使用伪造、作废或者冒用他人借记卡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完全可以以相关的可以相关的诈骗罪定罪处罚，而不至于束手无策。 还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刑法对专业领域专有名词的解释应该同该专业领域的法律保持一致，当专业领域法律概念发生变化时，刑法理解应该同步，以新的法律规定为依据。以往银行法律、法规对银行卡通称为信用卡，但是现在银行法律则将银行卡区分为贷记卡和借记卡，认为前者是信用卡，后者不是信用卡。如果刑法固守原有概念，认为所有银行卡都是信用卡，以银行卡为对象的犯罪，不管是贷记卡还是借记卡，都是信用卡犯罪，那么刑法这种认识无疑混淆了信用卡与非信用卡的界限，与专业领域的实际情况严重背离，将使刑法显得荒谬。
肯定论者的理由是：首先，从法秩序一致性角度而言，刑法是行政法、经济法、民商法的保障法，刑法具有第二位属性，在将违反行政法、经济法、民商法的行为直接予以犯罪规定时，刑法使用的概念因来源于这些法律法规，其含义当然应与这些法律法规的概念一致。由于信用卡与借记卡分野于 1999 年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在此之前，商业银行系统内只有信用卡之称，而无银行卡之谓。故我国现行刑法只能是以1996 年的《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中所规定的信用卡（即广义的信用卡）为规制对象。因此，刑法修订时立法本意上的信用卡是广义的信用卡，不能因为行政规范中有关名称的变更而改变刑法确定的内容；其次，信用卡的本质特征是一种信用支付工具，透支只是其众多功能中的一种，不能将功能与特征混淆；最后，既然法律上已经明文规定了信用卡诈骗，就应充分有效利用、发挥其应有的功能防止条文的虚设。 也有学者从金融凭证与信用卡的区别来论述借记卡应该归属于信用卡。第一，无论是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的汇票、本票、支票，还是第二款具体列举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都是金融业务的记载凭证。文义性是这些凭证的共同特征，其文义性表现为，这些金融凭证是可视可见的书面文字与数字记录。与文义性密切相关的特征是，汇票、本票、支票具有流通性而且流通性强，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则没有流通性或者流通性弱。借记卡是电子卡形式的信用工具，并非书面文义凭证，本身不具有流通性，不能成为质押、转让的对象，与汇票、本票、支票相比有重大的区别，与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三种凭证相比有较大的差异，离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金融结算凭证的核心含义相对较远。相反，由于借记卡与狭义上的信用卡均属于银行卡业务范围，因而在刑法上与狭义上的信用卡的关系更近，将借记卡继续解释为“信用卡”比解释为“金融凭证”更为适当。第二，从体系解释上看，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则规定了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本罪的行为对象包括四类：一是汇票、本票、支票三种票据，二是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三是信用证等，四是信用卡。这说明这些票证的相同性，即均属于金融信用工具。刑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了伪造、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金融诈骗罪”将上述金融票证诈骗犯罪分列数条加以规定，这就是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票据诈骗罪，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二款金融凭证诈骗罪，第一百九十五条信用证诈骗罪，第一百九十六条信用卡诈骗罪。与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四节相对应，刑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的则是有价证券诈骗罪。在这样的体系安排中，将借记卡解释为信用卡，对于利用借记卡进行诈骗犯罪的，以信用卡诈骗罪论处，而不是以金融凭证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更为合理，更为妥当。
面对实务界和理论界对此问题的分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 2004 年 12 月 29 日通过了《关于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规定：“刑法规定的信用卡，是指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帐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这一立法解释无疑对统一司法具有积极意义。《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规定本办法所称银行卡，是指由商业银行（含邮政金融机构）向社会发行的具有消费信用、转帐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或部分功能的信用支付工具。从银行卡的定义与刑法对信用卡定义的立法解释来看，刑法意义上的信用卡相当于现在的银行卡，也即相当于金融术语上的广义的信用卡。也即刑法意义上的信用卡包括金融术语意义上的信用卡和借记卡。
如何对借记卡诈骗行为定性，有时对被告人也可谓生死攸关。由于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信用卡诈骗罪法定最高刑是无期徒刑，所以，将借记卡解释为金融结算凭证，在少数情况下，对于被告人来说，直接涉及到能否适用死刑。笔者认为对借记卡诈骗行为以信用卡诈骗罪处断是合适的。
首先，由于信用卡与借记卡分野于 1999 年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在此之前，商业银行系统内只有信用卡之称，而无银行卡之谓。故我国现行刑法（1997）只能是以 1996年的《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中所规定的信用卡（即广义的信用卡）为规制对象。因此，其立法的原意无疑是要将借记卡归入信用卡诈骗罪规制的范围之内。以后虽然银行业务管理活动中对信用卡的含义作了调整，但实际上只是在名称上对信用卡进行了规范，这种行政法规中对定义的变化固然有其管理工作的需要，对于今后我们对刑法规定进行完善和修正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是，这种变化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影响或改变刑法立法原意的理由。
其次，不能以可否透支来作为评判借记卡是否包括在“信用卡诈骗罪”之“信用卡”内的标准。借记卡与贷记卡最主要的区别就是是否具有透支功能，其它功能上并没有实质区别。我们没有必要将利用具有基本相同功能的借记卡或贷记卡进行诈骗的行为分别适用不同刑法条文且用不同的罪名加以惩处。试想当一个人拿着伪造的贷记卡在取款机上取款，而另一个人则拿着伪造的借记卡在取款机上取款，他们实施了同样的行为，给银行管理工作造成了同样的危害，但前者要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而后者则以一般诈骗罪定罪，且两者可能因法定刑的不完全相同而受到不同的处罚，这显然不符合刑法的基本原理。而且，从我国刑法关于信用卡诈骗罪的行为方式来看，除了恶意透支以及这次修正案所规定的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不能适用借记卡使用的范围，其他如使用伪造的借记卡、使用作废的借记卡、冒用他人借记卡等诈骗行为方式都可能与贷记卡诈骗造成一样的社会危害性。特别是从我国实际来看，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广泛的还是借记卡，由于我国贷记卡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借记卡的发行量和使用频率要远远大于贷记卡，相应地在实践中发生借记卡诈骗的可能要比贷记卡大得多。就此而言，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立法解释将借记卡纳入信用卡诈骗规制的范围之内，将有效地起到预防和打击信用卡诈骗犯罪的作用。
最后，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借记卡也应该纳入信用卡诈骗犯罪规制的范围之内。如果将借记卡从信用卡犯罪规制的范围内分离出来，就可能引发一些难题：当某人拿着一张伪造的贷记卡和一张伪造的借记卡到自动取款机上取款，在处理的时候由于借记卡不属于信用卡，是否应当认定使用伪造的贷记卡的行为为信用卡诈骗罪而认定使用伪造的借记卡的行为是一般诈骗罪，并实行数罪并罚呢？那么，假如使用的是两张贷记卡，且取得与上述同样数额的款项，则对行为人只能以信用卡诈骗罪一罪认定。这种同行为不同罚的做法显然违背了刑法的立法本意。而且，在上述案例中，如果行为人使用伪造的借记卡和伪造的贷记卡取款总数已经达到某一犯罪的要求，但分别计算取款数额则均未达到犯罪的要求，这样对其进行数罪并罚其实是相当困难的，相反，如果按一罪处理则根本不存在这些问题。 如对使用借记卡进行诈骗的行为以金融凭证诈骗罪论处，则可能对犯罪分子判处死刑，由此便扩大了死刑的适用范围，与当今轻刑化的趋势也不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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